• 2021年12月19日 星期日
    首頁>傳媒史話 > 正文

    革命戰爭年代中共播音風格的內涵及成因

    2021-12-01 11:02:40

    來源:青年記者2021年11月下   作者:王燦 王文利

    摘要: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廣播逐步形成了與國民黨廣播、民營廣播不同的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準確通俗、沉穩有力的獨特播音風格。

      摘  要: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廣播逐步形成了與國民黨廣播、民營廣播不同的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準確通俗、沉穩有力的獨特播音風格。中共獨特播音風格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中共廣播;播音風格;延安(陜北)臺;革命戰爭年代;新華社

      所謂播音風格,是指在長期實踐中形成、被受眾接受并承認的、表現在一定的播音作品中的創作個性和創作特色。[1]這里的播音風格,并不是指作為個體的播音員的播音風格,而是指播音員作為整體的播音風格。革命戰爭年代,與國民黨電臺、民營電臺的播音風格不同,中共播音風格具有自身鮮明的特點。

      與南方化的柔軟和頹靡相比,延安(陜北)臺的播音帶有北方化的干脆、堅定和樸實,在眾多的電臺中獨樹一幟。對此,延安(陜北)臺播音員丁一嵐曾這樣描述這種差別:“我們的播音風格光明磊落,充滿自信心,充滿豪情,愛憎分明,曾經受到毛主席的夸獎。這是在戰爭環境里產生創造出來的一種風格。”[2]那么,中共廣播播音風格的內涵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獨特播音風格的內涵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廣播電臺逐步形成了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準確通俗、沉穩有力的播音風格。

      愛憎分明指播音員的態度鮮明、立場明確,決不含含糊糊或似是而非。齊越非常重視愛憎分明在播音風格中的地位,認為“愛憎分明的感情是構成人民廣播播音風格的主要因素。愛憎分明是人民播音員的光榮傳統”[3]。1948年4月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指出:“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4]延安(陜北)臺愛憎分明的播音風格,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充滿感情指在播音中要充滿感情,不能無動于衷。延安臺播音員徐瑞璋1941年1月下旬播出毛澤東撰寫的廣播稿《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就是以濃烈的與敵斗爭的情感播出的:“皖南事變發生以后,國民黨當局開動宣傳機器,造了很多謠言,還加強了對我們的新聞封鎖,我們早就憋了一肚子氣……播音時間一到,我先播一遍,小姚又重播了一遍,我們幾乎拼出了全身的力氣,想使每句話、每個字都像子彈一樣,射向國民黨頑固派的胸膛!”[5] 1947年4月《邯鄲臺播音技術的點滴經驗》強調播音中的“感情”因素:“播音技術,在總的要求上,最先提出的是:咬字清晰,口齒流利,抑揚頓挫,充滿感情,快慢適當。這次提出了:流利、自然、充滿感情。”[6]

      準確通俗指在播音中對稿件的理解、感受和表達要準確,語言要通俗易懂。齊越認為:“準確,鮮明,生動。準確是第一位的。在播音中,只有理解準確,感受準確,才能表達準確、鮮明;在準確、鮮明的基礎上力求生動。”[7]表達準確包括語音要準確,不念錯別字,不僅字音要準確而且聲調也要準確,不僅感情色彩要表達準確而且停連輕重等技巧的處理也要準確。1946年《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暫行工作細則》規定語言要通俗易懂:“要用普通語的口語,句子要短,用字用詞要力求念起來一聽就懂,并要注意音韻優美與響亮。”[8]

      沉穩有力指播音采用沉穩、有力的語氣、節奏和力度。1947年制訂的《邯鄲臺播音技術的點滴經驗》要求:“語氣上,主要是有聲有色,氣魄大,不同身分用不同語氣,要求自然(不要做作),流利(切忌生疏,打頓),穩當(不要張惶),沉著(切忌輕?。?。”[9]時任新華社語言廣播部主任的溫濟澤認為,播音的“自然”必須建立在“沉著穩重”的基礎上。[10]當年許多聽眾對延安(陜北)臺播音印象最深的就是其播音的“有力”。

      獨特播音風格的形成歷程

      中共獨特播音風格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播到1943年春因設備故障停止播音,為播音風格萌芽時期;第二階段自1945年9月恢復播音至1948年5月23日轉移到平山,為播音風格初具雛形時期;第三階段自1948年5月23日陜北臺平山播音至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實況轉播,為播音風格正式形成時期。

      (一)播音風格萌芽期

      這一時期中共播音風格只具備零星的幾個特點,不具有系統性,也沒有出現體現這種風格的代表性播音員。出于打破敵人新聞封鎖、與敵進行宣傳戰的目的,播音員自發地采用一種不同于國民黨電臺和民營電臺的方式進行播音。此時的播音員主要是徐瑞璋、姚雯、蕭巖和孫茜。她們之前沒有做過播音員,也沒學過播音,都是由組織調派來做播音員的,都將播音工作視作宣傳工作和政治工作。蕭巖是四人中播音時間最長的一位,1941年6月她到電臺報到時,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與她交談時說:“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單純的技術工作。它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呀!”[11]

      當時的播音員主要從事新聞播音,自1940年至1943年播出了大量的消息、評論等新聞稿件。為了揭示皖南事變真相,反擊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徐瑞璋和姚雯播送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軍委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通篇文件一氣呵成,句句義正詞嚴,字字鏗鏘有力”[12]。姚雯和徐瑞璋的播音此時已經初具愛憎分明、充滿感情的風格特點。但這種風格特點只是播音員的自發行為,還沒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頒布的《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1941年5月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對中共播音風格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二)播音風格雛形期

      此時中共播音風格已具備所有的要素,在解放區獲得廣泛認可,在國統區雖有一定的影響但范圍有限。

      1945年9月11日延安臺恢復播音,李慕琳、孟啟予和王恂先后擔任播音員。從他們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播音風格仍然是愛憎分明、充滿感情。王恂播過幾次音后,孟啟予向他轉告其他同志聽他播音后的意見:“你播時事新聞和記錄新聞,比較清楚。播通訊,還不夠清楚,缺乏豐富多彩的感情……”[13]強調播音要充滿感情。1946年,新華社改組,口頭廣播組擴大為新華社語言廣播部,溫濟澤擔任部主任,制訂了《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暫行工作細則》,對播音語言的通俗化、口語化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自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延安(陜北)臺四次遷址,三次戰斗轉移,始終堅持播音。獨具特色的播音風格雛形初現,并逐漸得到廣泛認可。1947年5月的一天,在安塞縣王家灣,毛澤東收聽延安(陜北)臺廣播蟠龍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會的消息和評論后稱贊說:“這個女同志好厲害,罵起敵人來真是義正詞嚴!講到我們的勝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愛憎分明。”[14]第二天,陜北臺就收到了嘉獎電報,勉勵播音員再接再厲。

      1947年4月制訂的《邯鄲臺口播編輯技術初步經驗》全面總結了播音通俗化的經驗。同時期制訂的《邯鄲臺播音技術的點滴經驗》要求播音必須充滿感情、沉穩、氣魄大。1947年的《XNCR陜北階段工作的簡單總結》總結了播音通俗化、口語化的經驗。1947年夏,新華總社和陜北臺開展了反“客里空”學習活動,提高了對新聞真實性的認識,為播音風格中“準確”特點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48年自元旦起,陜北臺用一個星期的時間連續、反復地播出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此文播出,標志著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準確通俗、沉穩有力的播音風格初步形成。

      這個時期,延安(陜北)臺的播音備受東北、華東各地人民廣播電臺的關注。他們在轉播的同時,認真學習其播音風格,從而為中共播音風格大范圍推廣打下了基礎。

      (三)播音風格形成期

      這一時期中共獨特的播音風格正式形成,代表性的播音員和播音作品相繼出現。這種播音風格不僅在解放區獲得普遍的認可,而且在國統區也得到廣泛的承認。

      194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陜北臺隨新華總社一起遷到平山。在這里,播音員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一文。文章認為:“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15]該文客觀上為愛憎分明、充滿感情的播音風格奠定了理論依據。

      中共播音風格代表性播音員齊越日漸成熟,開始嶄露頭角。1948年5月中央指示陜北臺播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政黨任務》一文,毛澤東親筆指示,叫不要播錯一個字。溫濟澤指定齊越首播,齊越沒有播錯一個字。[16]這次播出在陜北臺傳為佳話。同時期,齊越在《十天播音工作個人總結》中從理論上初步總結了自己的播音風格。

      陜北臺在平山階段是人民解放戰爭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戰場上不斷傳來的捷報通過播音員的聲音傳遍國統區,中共播音風格隨之在國統區產生廣泛影響。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撰寫和修改廣播稿,奠定了中共播音風格的稿件文風基礎。編輯部加強了對播音組的指導,陜北臺的《編播發稿工作細則》(1948年10月)和《口播清樣送審辦法》(1948年12月)對稿件的審定、字數、記錄新聞播音速度及新聞語言應口語、簡明、易懂等方面提出明確要求,促進了中共獨特播音風格的形成。

      獨特播音風格的成因

      中共廣播事業獨特的播音風格是在時代環境、事業性質、黨報理論、領導人的鼓勵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逐步形成的。

      首先,中共廣播是在戰爭年代出于打破敵對勢力的新聞封鎖、宣傳封鎖的目的創辦的,其播音風格必然與其他電臺的播音風格不同。1940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加強包圍封鎖,在國統區對中共報紙和進步報刊進行審查、封禁。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1940年12月底中共創辦了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際,也是出于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進行宣傳戰的目的恢復延安臺播音。據溫濟澤回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晚上,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反復廣播蔣中正的“命令”:命令解放區抗日軍隊“就地待命”,而叫偽軍去受降并維持治安。大家聽了非常氣憤。溫濟澤向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博古匯報聽到的廣播內容。博古說,黨中央正準備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這個時候,急需把我們的口頭廣播恢復起來。[17]于是不久,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恢復了播音。既然是出于打破敵對勢力封鎖的目的創辦的,那么播音風格就不可能是軟綿綿、嬌滴滴的,只能是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沉穩有力的。

      其次,中共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黨報理論成為獨特播音風格的理論依據。中共廣播事業最初是在新華社的襁褓中成長起來的,加上宣傳上需要以新聞節目、評論節目和中央文件為主,因此,人們通常將播音工作也視作新聞工作,將播音員視作新聞工作者。齊越一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85年仍然堅持播音員是新聞工作者的觀點。[18]黨報理論認為,包括廣播在內的新聞媒體應該是黨的喉舌,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工具,是集體的組織者和鼓動者,必須具備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的文風。既然是黨的喉舌,就無需隱瞞我們的立場、傾向,敢于愛憎分明;既然是集體的組織者和鼓動者,就必須充滿感情、沉穩有力;既然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工具,就務必做到準確、準確、再準確;既然要具備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的文風,就必須讓播音通俗易懂。

      再次,技術上的原因是中共獨特播音風格的成因之一。蕭巖曾回憶,當年的播音速度一小時大約七八千字。[19]平均每分鐘一百三十多字,比現在慢多了。究其原因,當時的評論文章較多,播評論比播消息速度要慢一些;受眾文化基礎較差,播音速度太快難以接受。此外,還有技術上的原因,“當時技術條件差,電能不穩,要放慢速度,拉長一點聲,像是在對遠處的人說話。講得清楚一些”[20]。另外,早期廣播因設備落后、條件差難以播出文藝節目,因此以新聞、評論、社論、文件、通告等節目為主,而這些節目的播出也適合采用愛憎分明、充滿感情、準確通俗、沉穩有力的播音風格。

      最后,新華社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作用的變化也是中共獨特播音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箲饡r期,中共中央主要有兩個宣傳工具,一個是《解放日報》,一個是新華社。國共合作的局面讓國統區的中共報紙可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箲鸾Y束后的1946年6月,全面內戰即將爆發。在即將到來的內戰中,報紙的作用無疑會大大縮小,而新華社的作用會大大增強。為此,黨中央對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進行了改組,縮小解放日報社的機構,擴大新華社的規模,增強了新華社語言廣播部的力量,并將廣播電臺發射臺和播音室由中央軍委劃歸新華社統一管理。新華社的文字廣播和語言廣播成為黨中央重要的宣傳工具。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對新華社語言廣播的重視和贊揚,客觀上肯定了當時的播音風格。自1948年5月開始,黨中央將新華總社搬到平山黨中央駐地附近,直接領導和培訓,極大地提高了包括語言廣播在內的新華社的業務水平。此時期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撰寫和修改廣播稿件,對中共獨特播音風格的形成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國時期廣播從業者研究”(項目編號:15BXW00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張頌.播音語言通論——危機與對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2:98.

      [2]哈艷秋.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90.

      [3][7][10][18]齊越.獻給祖國的聲音[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51,83,29,79.

      [4]姚喜雙.播音主持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49.

      [5]徐瑞璋.重返延安憶當年//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史學研究委員會,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編選.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回憶錄新編[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110.

      [6][9]邯鄲臺播音技術的點滴經驗(1947年4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研究室,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解放區廣播歷史資料選編(1940-1949)[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284,284.

      [8]新華總社語言廣播部暫行工作細則(1946年6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研究室,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解放區廣播歷史資料選編(1940-1949)[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119.

      [11][19]蕭巖.延安播音生活回憶//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史學研究委員會,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編選.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回憶錄新編[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112,113.

      [12][14]楊兆麟,趙玉明.人民大眾的號角——延安(陜北)廣播史話(增訂本)[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15,59.

      [13]王恂.“XNCR”,我想念你//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史學研究委員會,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編選.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回憶錄新編[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147.

      [15]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C].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154.

      [16]趙玉明主編.中國廣播電視通史[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162.

      [17]溫濟澤.回憶延安和陜北新華廣播電臺//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史學研究委員會,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編選.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回憶錄新編[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17.

      [20]2003年5月17日姚喜雙就延安時期的語速問題同林如研討談話記錄//姚喜雙.中國解放區新聞播音語言規范[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7:137.

      (王燦: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王文利: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青年記者2021年11月下

    編輯:范君

    激情五月婷婷